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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控告被宣布可以受理，同时未能达成友好解决的办法，那么欧洲人权委员会会起草一份报告以确立事实，并表达对案件是非的意见。

程度的问题是个权衡的问题。他援引一般性来定义法概念。

可见，在拉德布鲁赫公式中正义理念同时包含着平等与人权，否认公式既包括对平等的否认，也包括对人权的否认，这两种价值内核是不同的。后者采纳参与者的视角，是体现伦理学相对主义的规范性理论。拉氏曾将整个法学知识的领域分为法哲学、法律科学与法律事实的研究三块。对于拉德布鲁赫公式的理解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争议，恰恰与这种二元论相关。而将后者称为怀疑主义的，因为它接受规范领域存在高低的标准，只是对此不能主张确定的办法来认定。

在性质上，价值关联原则是先验的，因为它是文化科学领域的认识得以发生的条件，但这种条件又并非是科学认识的经验前提。显然这里所说的制定法的不法（gesetzlichesUnrecht）指的就是无效的法（制定法）。由于实际上有效的法律都主张权威，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相信法律的权威，这三个权威命题可以说明当法律主张权威或人们把法律当作权威，在规范层面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任何事实上有效的法律，都必须有能力拥有权威：要么是法律有能力主张权威，要么是权威对象相信法律拥有权威。个人应该如何行动，取决于个人的自主判断。[26]实践权威在特定情形下，也具有个人性。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各种后果论，都属于这一理论阵营。

比如布什的权威来自于他所担负的官员的角色，而非他的知识优势或个人品格。如果没有这一权利的支持，防卫行动就得不到辩护，因而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

参见[英] 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马音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第286 页。道德自主要求个人关注命令的内容，不得因为它是权威的命令而服从。把权威指令当作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只是排除了个人对命令其执行之事直接进行理由平衡的可能性。权威判断的可错性和实践理性的工具性，反而给社会成员设定了一项道德义务，即对权威所判断的基本善应该经常加以检验和反思。

他没有去论证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的可能性，而是干脆取消了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20] Robert Ladenson, 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 p.35. [21] Robert Ladenson, 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 pp.36-7. [22] Scott Shapiro, Authority, p.394. [23] Robert Ladenson, 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 pp.33-4. [24] H.L.A. Hart, 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Reason, p254. [25] Joseph Raz, Introduction, p.2-3. [26] Scott Shapiro, Authority. p.401 [27] Scott Shapiro, Authority. pp.400-1. [28]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cf. 9. [29] John Finnis, The Authority of Law in the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Notre Name, J. L. Ethics Pub. PolY 1(1984), p.133. [30] John Finnis, The Authority of Law in the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121-4. [31] John Finnis, The Authority of Law in the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126-9. [32] John Finnis, The Authority of Law in the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132. [33] John Finnis, The Authority of Law in the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131-2. [34]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 chap .5. [35]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 P.246. [36]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 chap. 9, 尤其是p.251。其次，法律可能是不稳定的、晦涩的和溯及既往的，这就必然会侵害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但这一特权不会对权威对象产生服从的道德义务。

[56]然而，合作问题的难题在于，除非有一定数量的人知道存在合作问题，并采取一致行动，否则少数人采取合作行为没有意义。[2]主张权威未必要有权威概念。

这一理性能力是要求个人基于理由平衡而行动的基础。但拉兹认为义务的概念在实践的必然性（practical necessity）上，比初始性的理由要苛刻得多。

法律权威是对人的权威。我不会说朋友和云朵对我拥有权威，自然也不会承认发出该指令的人对我拥有权威。两人之间的更深刻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待实践理性的不同立场。人的首要义务是自主，即对被统治的拒绝。他们都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去讨论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但理论立场和论证策略相异，因此通过说明他们对权威与实践理性关系的论述，可以较为全面地呈现该论域的理论脉络及理论建构的多种可能性。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我分别介绍和说明了菲尼斯和拉兹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论述合法权威的理论。

依赖性命题要求权威必须充分尊重和考虑与行为指令有关的各种依赖性理由，并在其指令中反映这些理由，不得恣意为其服从者设立义务。这一互惠性关系首先表现为权威肩负特定的治理职责，即以特定的方式致力于促进共同善。

这些品质不仅能够有助于实现基本善，而且能够通过友谊和公平这两种善更好地促进共同善。因此，菲尼斯所谓的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的推理结构的大前提，必然会经常性地进入反思。

⑺ 法院应是易于接近的。[81]另一个较为间接但更加重要的问题，与说明性法理学是否可能这一方法论困境有关。

康德的自主是道德意义上的，它不仅意味着个人运用理性去进行理由平衡并基于理由平衡而行动，而且还要与一定的道德原则相一致。主张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性的道德义务，反而会削弱对权威的反思和法律在变化着的社会形式中拥有权威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与权威的性质有关。（一）拉德森的权威理论 在一篇为霍布斯的法律概念辩护的文章中，[19]拉德森对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做出了一种相当别致的回应。

回应这一权威悖论的消极策略，试图取消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问题，因而不是解决难题而是回避了难题。因为法律具有一般的凸现性（general salience）特征，以公共的和特许的方式确定它作为特殊的合作问题的权威性的解决方案的地位。

但是，由于他们未能看到不同权威概念之间的重大区别，他们的回应都失败了。权威是法律的本质之一。

另一种是聚合性的，这是法律体系的内容在整体上所拥有的道德性质。第一，政府权威必须要拥有上述政府权力。

因此，在每一个事实有效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法律权威主张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权威对象也认为他们拥有这一义务。因此，菲尼斯的理论与某种形式的多元主义是融贯的。因为法治是一种消极价值。简单地说，法律之所以能够作为合作问题的权威性解决方式，是由它自身的品质（quality）所决定的。

如孩子有被抚养的权利，给父母设立了抚养孩子的义务。但在这些情境中，权威的指令只是我认识到正当理由的一个诱因。

人们可能会基于不同的动机服从权威，比如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利害计算，感情或理想。不过，拉兹的实践理性概念也包含了一个规范性的判断，即个人应该基于正当理由而行动。

而权利的实现，总是与义务相关。因此，不存在作为实践推理的最终目的或第一原则。